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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衞平

蘇報新論

■蘇州的人才分佈在文化的各個領域,思想家、文學家、經學家、藏書家、戲曲家、書畫藝術家等應有盡有,並且總是佔據着領軍的位置。直至現代,蘇州的院士人數之多,在全國也是首屈一指的。

■通過對蘇州文化發展歷程及其特色的梳理,可以發現蘇州文化歷久彌新,在汲取中前行,在融合中創新,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無論在器物、制度還是精神層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績,在不少方面走在了全國的前列,甚至引領着時代的潮流。

■蘇州文化開放包容,一方面積極吸取外來文化的精華,提煉創新,改造自己;另一方面依憑沿江靠海的地理優勢,加強與外界的交往,並在傳播中華文化的過程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人人盡説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在國人的文化語境中,江南遠不止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種理想生活的代稱。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蘇州,古韻今風,文化之美和景色之美的交融,經濟繁盛和文化繁榮的互動,自然物產和人文創造的兼具,使蘇州成為“最江南”之地。

近年來,伴隨着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的穩步推進,對於“江南文化”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江蘇省委、省政府面對文化建設的新形勢、新要求、新任務,在2016年啓動了浩瀚的“江蘇文脈整理與研究工程”,重點工作之一即編纂“江蘇地方文化史叢書”,由省轄十三個市各編一卷。在蘇州市委宣傳部、市社科聯的領導與支持下,在專家團隊的共同努力下,《江蘇地方文化史·蘇州卷》歷經三年,終於完成書稿,並於2020年上半年正式出版。

釐清脈絡,認識蘇州文化的由來、流變與走向

《蘇州卷》由緒論、正文、結語、大事記等內容組成。在正文部分十七章中,前六章按歷史時段縱向敍述,展現了蘇州文化發展流變、走向近代的六個階段;後十一章分門別類,以科學技術、教育與科舉、文學與語言、學術、宗教、書畫雕塑、戲曲曲藝、工藝美術、園林及建築、民俗、慈善等專題橫向呈現了蘇州文化的多彩圖景。全書以文化史為視角,通專結合、攬圖入史,系統梳理和總結了蘇州自史前至民國時期的文化成就與脈絡,彰顯了蘇州文化的底藴與特質。

在系統分析蘇州文化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們對蘇州文化的特質與價值有了進一步的理解與認識。

地理環境是人類生產、生活的基本依託,對地域文化特質的形成、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水鄉澤國既是蘇州文化賴以生存發展的土壤,也是蘇州文化的存在方式。與其他地區相比,蘇州的水鄉文化特色尤為典型。自古以來,蘇州人的生產、生活就與水結下了不解之緣,水成為蘇州文化之魂。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蘇州文化發展基本沒有中斷,表現出連續性和強勁勢頭。而蘇州文化的持續發展,又與其包容性強、善於吸收、融合外來先進文化並持續創新的特點密切相關。

史實“説話”,挖掘蘇州文化的底藴、內涵與特質

蘇州文化崇尚文教,追求精緻,表現出先進性。蘇州的人文興盛,首先表現為教育的發達。自北宋范仲淹創建蘇州府學、培養出眾多的才俊,蘇州重文尊教的風尚大為流行,擔任地方守土之責的官員固然認識到“化民成俗,莫先於興學育材”,而那些大家巨族、書香門第乃至於缺少功名背景的普通家庭也無不抱定“科甲仕宦,顯親揚名,皆從讀書中來”的宗旨,由是汲汲於學,在他們眼裏,“天下第一等好事,還是誦詩讀書”,以至於明代蘇州人莫旦誇張地説蘇州地方“家家禮樂,人人詩書”。與此相應,蘇州成為人才會聚、輩出之地。作為一種歷史現象,蘇州人才輩出具有豐富的內涵,“姑蘇文盛出狀元”反映的僅僅是一個方面。實際上,蘇州的人才分佈在文化的各個領域,思想家、文學家、經學家、藏書家、戲曲家、書畫藝術家等應有盡有,並且總是佔據着領軍的位置。直至現代,蘇州的院士人數之多,在全國也是首屈一指的。所以有人總結説,蘇州的人才具有多、廣、傑、博的特點,這是有充分的事實根據的。在《蘇州史紀(古代)》一書中,本人曾經提出明清時期是“中國文化的蘇州時代”的命題,意為這一時期蘇州文化的許多方面,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最高成就。蘇州是詩、文、書、畫的重鎮,詩人、文學家、書法家和畫家聚集的程度,是全國任何一個地方都難以比擬的。蘇州文壇羣星閃爍,異彩紛呈;書苑畫壇更是名家薈萃,明星閃耀。蘇州的工藝美術,如蘇繡、玉雕、緙絲、桃花塢木刻年畫等享譽天下,遐邇聞名。蘇州的私家園林數量眾多,最多時達270多個,故有“城內半園亭”之説。蘇州的科技成就亦足稱道,在建築設計、機械製造、光學儀器製造、天文、數學等方面都有傑出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吳中醫學,成就卓著,“吳中多名醫,吳醫多著述,温病學説倡自吳醫”,成為吳中醫學的三大特色。此外,蘇州是藏書、刻書業的中心,是全國學風最盛的地方……所有這些均表明,蘇州是全國的文化重心所在,蘇州文化保持着特有的風格,領導着全國的潮流。

崇尚文教的風氣,培養了蘇州人的“工匠精神”,凡事認真對待,一絲不苟,精益求精。明代張瀚《松窗夢語》卷四中的一段話,典型地反映了蘇州文化的這一特點:“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制器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於器”。蘇州人製造的服飾華麗精緻,蘇州人製造的器具精美漂亮,由此造成了全國各地對“蘇作”“蘇式”產品的追捧。古語有“破歸破,蘇州貨”之説,“蘇作”產品成為質量的代名詞。基於這樣一種“工匠精神”,明清時期的蘇州造就出一批能工巧匠,如陸子岡之治玉、朱碧山之治金銀等,“俱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同時出現了很多質量精、聲譽好、受到消費者歡迎的品牌行業與店鋪,如有益齋藕粉、陸稿薦蹄子、孫春陽南貨、雷允上藥材、汪益美布匹、褚三山眼鏡等,其中雷允上藥材、陸稿薦蹄子等至今仍在影響着蘇州市民百姓的生活。至於蘇繡的瑰麗精細、玉雕的鬼斧神工、園林的宛自天成、飲食的色香味俱全等,也無不反映出蘇州文化對精緻卓越的追求。唯其如此,明清時期的蘇州人掌握了審美評價的話語權,引領着全國時尚審美的潮流,明人王士性《廣志繹》卷二有謂:“蘇州人聰慧好古……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蘇州文化這種做事態度認真、講究產品質量、追求精緻典雅的特點,與現代中國所倡導的“工匠精神”正相契合,從而表現出先進性。

蘇州文化具有濃重的天下情懷。所謂天下情懷,是指蘇州文化特別強調以國事為重,具有天下意識和責任擔當。蘇州文化的這種基因可以追溯到吳國時期。吳國創立者太伯主動放棄周部族的繼承人位置,從而成就了長達八百年的周朝天下,其“讓天下”的行為成為千古佳話。春秋時期,吳王壽夢幼子季札,為了吳國的順利發展,避免兄弟相殘的悲劇發生,堅決避讓王位;而當他的兩個侄子發生內訌、公子光控制局面並欲致位於他時,季札又以“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亂也;爾殺我君,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作答,並“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朝廷)”。季札的不肯繼位,明顯地是出於政局穩定、國家順利發展的考慮,心念天下蒼生,是愛國情懷的反映。這種天下意識,在蘇州文化的後續發展過程中不斷得到加強。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以天下為己任,其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震古爍今;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多有反對封建專制的言論,為學主張經世致用,其所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與有責焉”,極具天下擔當意識,振聾發聵,在民族興亡的關頭,激起了無數中華兒女的鬥志。蘇州文化的這一特徵,匯聚成中華文化的優秀內核,成為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重要資源。

此外,蘇州文化還具有明顯的和諧文化特色。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蘇州社會相對較為安定,有“天堂”“樂土”之美譽,這也是吸引外來人才前來安家樂業的前提;蘇州人性格温和、文明素質較高,“吳儂軟語”成為其文化符號;蘇州文化具有不排外、不狹隘、不極端的特徵,故能兼收幷蓄,吐故納新,與時俱進,始終保持創新的活力。

通過對蘇州文化發展歷程及其特色的梳理,可以發現蘇州文化歷久彌新,在汲取中前行,在融合中創新,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無論在器物、制度還是精神層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績,在不少方面走在了全國的前列,甚至引領着時代的潮流。由此而言,蘇州文化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增添了靚麗的色彩,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

勇於擔當,彰顯蘇州文化需要保護、傳承和發展三者結合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靈魂,是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強大力量,而富有地域特色和時代氣息的文化也是一座城市的魅力所在。蘇州文化底藴之深厚、遺存之豐富、內涵之博大,在國內城市中極為少見,具有標杆的意義。因此,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蘇州優秀的傳統文化,是我們肩負的神聖使命。

蘇州文化開放包容,一方面積極吸取外來文化的精華,提煉創新,改造自己;另一方面依憑沿江靠海的地理優勢,加強與外界的交往,並在傳播中華文化的過程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日本的稻作文化明顯受到中國的影響,而吳地是主要輸出地;三國孫吳時期,蘇州盛產的吳絲、吳綾等絲織品,經由海上絲綢之路出口至大秦、高麗、日本等國。除了紡織、冶煉等技術外,僑居日本的中國人數逐漸增多,吳語成為了日語重要的組成部分。日本民間常稱中國人為“吳人”,稱中國話為“吳音”,稱中國衣服為“吳服”,稱中國人聚居地為“吳原”。隨着海道的通暢,吳地的文化向東南亞各國傳播,從史籍記載可知,孫吳時期吳地文化傳入柬埔寨,改變了當地人裸體的習俗。唐朝時,鑑真東渡日本,即由蘇州境內的黃泗渡啓航。近年來的考古工作顯示,元代的太倉是江南地區一個重要的瓷器貿易集散地,“海外諸番因得於此交通市易”,使得太倉“閭肆相接,糧艘海舶,蠻商夷賈,輻輳而云集”。得便於此,劉家港遂享有“六國碼頭”之譽。明朝前期鄭和下西洋,即以劉家港為出發地,據明人錢穀《吳都文粹續集》卷二十八所收《通番事蹟碑》記載:“和等自永樂初,奉使諸番,今經七次,每統領官兵數萬人,海船百餘艘,自太倉開洋,由占城國、暹羅國、爪哇國、柯枝國、古裏國抵於西域忽嚕謨斯等三千餘國,涉滄溟十萬餘里”。由此可見,歷史上的蘇州尤其所屬的太倉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在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史上發揮過重要的作用。站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點上,我們可以發現蘇州在“一帶一路”戰略框架體系中具有突出的地位與價值。

20世紀20年代著名學者劉復先生在為顧頡剛所編《吳歌甲集》所寫的序言中,這樣評價蘇州:“自從六朝以至於今日,大約是吳越的文明該做中國全部文明的領袖罷。吳越區域之中,又大約是蘇州一處該做得領袖罷。如果我這話説得不大錯,那麼蘇州在中國文明史上所處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無獨有偶,日本歷史學家谷口滿在《蘇州城的發展》一書中也認為:“蘇州自始建立以來直至今日,城牆的構造和規模幾乎沒有變化,並且一直維持着長江下游地區首邑的地位,存續了2500年。在中國歷史上,像蘇州這樣的城市尚無先例。換言之,蘇州在古代是第一等的古代城市,在中世是第一等的中世城市,在近世則是第一等的近世城市”。他們都充分肯定了蘇州文化和城市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因此,有的學者盛稱:“不瞭解蘇州文化,也就不可能瞭解吳文化;不瞭解吳文化,也就不可能瞭解中國文化”。

文化既是精神財富,也是推進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蘇州文化博大精深,祖先留下的包括無形的有形的豐富文化遺產,為現代蘇州的建設與發展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基礎。20世紀80年代以來,蘇州之所以成為海內外企業投資的熱土,一個重要原因即是其深厚的文化底藴和開放包容的文化風格。這種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蘇州的城鄉面貌,推動了社會進步,提高了民眾的生活水平,促進了蘇州現代化的進程。蘇州的傳統文化在當今世界上獲得盛譽,擴大了蘇州的國際影響,為旅遊業的發展注入活力,如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古典園林,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中的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崑曲,以及眾多的古城、古鎮、古村落等,持久地吸引着中外人士和遊客的興趣,在滿足他們各種文化享受的同時,也為蘇州經濟社會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蘇州的實踐表明,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並不全然對立,而可能是協調發展、共生共榮的關係。豐厚的傳統文化作為蘇州的名片,在現代化建設中不斷地自我揚棄,重新煥發生機,成為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文化需要傳承,更需要創新。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認為:“文章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意謂文化的發展與社會變遷密切相關,表現出明顯的時代性。傳統文化具有兩重性,這就需要我們根據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需要進行選擇,既不能全盤繼承,又不能採取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而應該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把握好繼承與發展的關係。蘇州文化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積累、形成的,她還將深刻地影響未來蘇州進一步發展的方向和格局。離開了繼承就會使創新、發展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從而失去根基。歷史經驗一再表明,創新是蘇州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只有在創新和發展中才能使蘇州文化的優秀傳統得到更好的保護和弘揚。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文化政策促進發展行動計劃》中指出:“發展最終以文化概念來定義,文化的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改革開放以來,蘇州堅持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率先發展,爭當江蘇“兩個率先”的先行者和排頭兵,經濟、文化、社會事業各方面得到又好又快的發展。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江蘇時發表重要講話,對江蘇未來發展提出了“經濟強,百姓富,環境美,社會文明程度高”的新要求。作為江蘇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先行區,蘇州在追求新跨越、實現新目標方面理應走在全省前列。在此過程中,蘇州應該充分發揮傳統文化豐厚的優勢,汲取歷史經驗,以發展、和諧、先進為追求,以崇文尚智、開放包容、創業創新為路徑,發揚“工匠精神”和擔當意識,力爭早日達成“強富美高”的目標。

★作者系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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